卡耐基基金会研究员关于地方债的很有意思的观点:



“一位高级国家银行家说:‘(地方政府关于地方债)根本的不认同是政治性的。桥梁和道路是为了响应国家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呼声而建造的。为什么地方现在应该代表中央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呢?’” 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是北京设定的GDP增长率远远超过生产经济所能提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。

通过将实现这些增长目标的大部分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,北京让他们别无选择,只能进行越来越多的低生产率项目投资,这无疑会让它们深陷债务困境。

“解决”债务不仅仅是揭示隐藏的债务并找到重组的方法。它更多的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,接受更低、更可持续的增长率,可能是2-3%或更低。

尽管对于谁最终应对债务负责还存在争议,但只有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资产来承担减记债务的成本。

当然,这样一个巨大的转移不能在没有中国政治、商业和金融机构,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发生。适应这些变化可能比解决债务更为困难,也更不可预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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